图：天安门旧景

北京的天安门，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至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沉淀。每当游客踏上天安门城楼，无不为其周边的壮丽景色所倾倒。然而，鲜为人知的是，眼前我们所见的这座天安门城楼，实际上是在新中国成立后重新修缮而成的。

实际上，天安门并非自明朝建造以来便始终保全无缺。在明朝时期，承天门（亦即天安门，当时依照南京的承天门样式建造，因而得名承天门）曾遭受一场灾难性的火灾，整个城楼几乎被焚毁。明宪宗遂下令对其进行重建，将牌楼式结构改造为宫殿式，其规模与今日的天安门相仿。

图：李自成攻占北京

在明朝的末期，李自成领兵攻克了北京城，随后纵火焚烧了城内的九门城楼，其中亦包括著名的承天门。顺治皇帝继位后，于承天门遗址之上加以重建，形成了今日我们所见的城楼风貌。同时，他将城楼之名更改为“天安门”，寓意着“受命于天，安定邦国”。

在1949年新中国宣告成立的伟大时刻前夕，北京市政府着手对天安门广场进行了全面的清洁与维护工作。他们不仅对部分受损区域进行了简易的修复，而且据史料记载，仅城楼上清理出来的鸽子粪就装满了数辆马车。到了195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对天安门城楼进行全面修缮的提案，这标志着新中国首次对这一标志性建筑进行维修。此次修缮不仅更换了所有破损的部件，还重新描绘了天安门上的彩绘，并在城楼两侧增设了厕所设施，同时安装了电梯，极大地提升了城楼的实用性与美观度。

图：清末天安门

实际上，工作人员每年都会对天安门进行细微的修缮与维护。特别是在重要节日来临之际，他们便提前入驻，着手进行检查与修缮工作，直至节日前的最后一天才结束任务。在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注意到天安门多处所使用的材料品质欠佳，存在明显的安全隐患。

1966年三月，河北邢台地区接连遭受两次强烈地震，其中对天安门的损害尤为严重。为确保天安门城楼的正常使用，国务院于1969年作出决定，将城楼予以拆除，并在原址上启动了重建工程。考虑到当时的特殊社会背景，这一重建工程被严格保密。

在经过十余名经验丰富的技术干部对天安门进行细致的检查后，提出了以下三种方案：

首先，我们应维持古建筑的原有形态，保留那座红色的古城台，并采用优质木料对城楼进行全面的修缮工作。

保留红色旧城台，并拆除现有城楼，以钢筋混凝土结构进行重建。

第三种方案，则是将城楼与城台悉数拆除，并全面以钢筋混凝土结构进行重建。在此过程中，亦同步规划了内部的人防设施空间。

图：1949年天安门开国大典

这三种方案虽看似简易，实则每一项均对工艺水平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有人提议邀请外国专家来承接此项目，然而即便如此，项目的完成至少也需要两年时间。在审阅完这三种方案后，周总理明确表示：

“勿崇洋媚外。”

原样、尺寸不变。

天安门重建工程的首个步骤，便是为其搭建起保护罩。然而，对如此宏伟的建筑进行覆盖，实非易事。工程启动于冬季，距离次年“五一”劳动节仅余四个月，严寒的气候使得施工几近停滞。在接到搭建天棚的任务后，架子工连连长杨贺林被告知，不仅要确保施工的保密性，还需兼顾保暖措施。

图：天安门广场旧观

接获任务后，杨贺林在月坛周边区域进行了多次模型的试验。彼时，他心中并无十足把握，因为这样的跨度和高度，他前所未有地尝试过。起初，有人尝试搭建模型，却未能稳固，一经松手便倒塌。随后，他们灵机一动，决定将杉蒿与苇席缝合，从而成功覆盖在天安门城楼上。此外，他们还运用了二十多块各重三吨的钢锭，以加固天棚的基础。

12月15日，天安门被严密地覆盖，标志着重建工程的正式启动。即便邻近的中山公园工作人员，也对天安门内部的工作一无所知。那时，天棚仅完成了四个面的搭建，尚未封顶，自然无法提供保暖功能。直至木结构搭建完毕，架子工才在漫天飞雪中开始封顶工作，而这一过程已过去了超过一个月。

完成天棚的搭建后，木工班组随即投入了旧城楼的拆除工作。天安门城楼全赖木结构卯榫巧妙拼接，其间并无一枚钉子用于加固。严格遵循毛主席的指示，拆除工作并非简单推倒，而是需在过程中细致探究每个结构部件的精妙细节。

图：天安门前合影

施工人员首先对城楼西南角进行了整体拆除，该操作在邻近的中山公园内进行。在拆卸过程中，他们细致地对上部结构进行编号，以便于后续的复原工作。然而，施工人员意识到，仅凭编号无法保证复原后的原貌。专家团队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尽管结构顺序无误，但还需关注结构方向的准确性。为此，施工人员重新对木料进行编号，并在其上详细标注方向，绘制了草图。此外，他们还邀请了新华社记者拍摄了上千张照片作为记录。最终，通过草图和照片的反复比对与拆装，施工人员彻底弄清了城楼角内部的构造，确保了拆除工程的顺利进行。

在启动城楼拆除工程之前，指挥部下达了指令，要求负责测量的姚来泉师傅在城楼正中央定位一块瓦片。姚师傅领着两名工人，从东西两侧着手，逐一计数瓦片，直至精准定位到中部的脊瓦。随后，姚师傅在该瓦片上做了标记，并迅速向指挥部报告了这一发现。指挥部的领导随即登上了城楼顶部，指示姚师傅将中间的琉璃瓦击碎。姚师傅手持撬棍，连续撬动并敲击，最终成功将琉璃瓦砸开。

琉璃瓦之下，隐藏着一个30厘米见方的木质盒子，盒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二龙戏珠图案。指挥部领导指示姚师傅小心翼翼地打开盒子，姚师傅轻轻一撬，金丝楠木制成的方盒便应声而裂。取出盒中之物后，姚师傅向众人宣布，那是一块看似普通的“铜疙瘩”，实则却是一块珍贵的金元宝。

图：天安门木盒

姚师傅再次深入袋中探寻，竟又掏出几块指甲盖般大小的红玛瑙，以及若干状似红铅笔头的小物。他轻轻一捻，那些红铅笔头状的物品便化作了粉末。在场专家迅速抓起这些粉末，激动地宣称：“这无疑是价值连城的百年真朱砂。”

“1970年1月~3月重建”。姚师傅事前预留了二十厘米的空隙，将玉石用水泥纸袋妥善包裹，谨慎地将其嵌入混凝土之中，最终覆盖以瓦片。

图：天安门木盒宝石

在拆除西山墙的过程中，一名工人挥动镐头，一声金属碰撞的响声随之响起。他小心翼翼地将镐头抽出，竟意外发现一枚裹着弹壳的炮弹。指挥部迅速召集公安人员和专家赶到现场，经专家鉴定，这枚炮弹是八国联军入侵时期遗留下来的。自发现第一枚炮弹起，工人们在拆除过程中陆续挖出了七枚相同型号的炮弹。鉴于当时的情况，这一消息并未外传，至于这些炮弹的去向，最终也成谜。

天安门重建工程对材料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所有重要部位的构件均需采用全新木材，且必须是上乘之选。拆卸下来的木构件均经过精心加工，并完成了防腐、防蛀及防火处理。在安装过程中，工人们发现一根木柱上存在一个约两厘米的空洞。若更换该柱，将导致数百名工人停工。在征得周总理的批准后，工人们在空洞处钻了一个直径约五厘米的孔，并彻底打通了整根柱子，随后注入了充足的防腐剂。

图：姚来泉师傅在天安门摆放汉白玉。

天安门城楼之上，耸立着六十余根柱子，其中最细的柱子直径竟达0.6米，每根柱子高12米，重量更是惊人，达7吨之重。当初，曾在海南岛和西双版纳寻觅到极适合制作柱子的优质原木，然而，运输难题接踵而至。火车运输耗时过长，直升飞机又无法胜任吊装任务，最终，我们不得不选择从国外进口。这种木材质地坚硬，如同红木，遇火不燃，仅会冒烟。当时的木工纷纷表示，平生未曾见过如此上乘的木料。

先将柱子用于城楼搭建，并在柱子外面包裹一层三合板。在三合板与柱子之间预留几厘米的缝隙，以确保空气流通。随后，工人们在三合板上刷上油漆。如此一来，既不耽误工期，又能让柱子逐步干燥。

图：天安门立柱

在组装大木的过程中，我们遭遇了新的挑战。彼时，我国吊车的最大臂展仅为25米，导致前端吊装时后端无法触及。面对这一困境，工人们巧妙地发明了“斜溜”技术，通过两台塔吊协同作业，共同吊起一根柱子，并将其稳妥地滑移至基石之上。安放完毕后，由于柱子直径庞大且重量惊人，即便是数人合力，也难以将其推倒。

木工工序告一段落，接下来便是油漆和彩绘的时刻。在正脊的两端，原先的设计是龙的形象，然而，部分人因视龙为“四旧”，主张将龙纹图案替换为向阳花。周总理得知此事后，坚决主张保留龙图，强调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主体部分不应更改。尽管周总理的提议颇具分量，但最终并未被采纳。因此，原本棚顶上的金龙合玺图案，被改绘成了西番莲的图案。

经过深入研究与实验，菱花格扇的生产方式已从传统手工制作转变为机械加工，显著提升了生产效率。在完成最后一步贴金箔的精细工艺中，耗费了高达6公斤的纯金。这些金箔均为进口优质材料，质地之薄，甚至不能用手直接触碰，以免金箔嵌入肌肤。可以想见，金箔之轻薄非同小可。油漆工匠巧妙地使用竹制夹具夹取金箔，并将其敷设在未完全干透的油漆之上，随后以细腻的毛笔将其抚平。

图|天安门彩绘

工程圆满完成后，指挥部成立了检查小组，依照图纸的顺序逐一检验。当时他们使用的探雷器异常灵敏，连一枚钉子都无法遗漏。在一次检测斗拱时，探雷器突然发出警报，现场的工作人员立刻查阅图纸，发现此处并无钉铁钉的记载。随后，检查人员拆开了斗拱，发现其中藏有一把木工扁铲。姚来泉师傅回忆起此事，不禁吓出了一身冷汗，即便是在寒冬，冷汗仍沿着脖颈流淌而下。

1970年3月7日，天安门城楼上的避雷网与彩灯已全部安装就绪，竟然比预定的时间提前了整整两天。紧接着，毛主席的画像及两侧的标语被挂起，而覆盖在天安门之上的天棚也在一夜之间被拆除。最后的工程便是国徽的安装，这枚国徽直径达1.7米，需八人合力才能抬举。周总理对国徽的悬挂十分关注，他曾表示：

“天安门乃马列主义思想的重要宣讲之地，资本主义国家的朋友参观我国时，必观瞻我国国徽。若国徽挂置不端正，他们或将取笑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竟连国徽都未能摆放得恰到好处。因此，我们必须派遣那些可靠且认真负责的人来严把这一关。”

此任务再度落在了姚来泉的肩上。在国徽安装之前，姚师傅一丝不苟地进行了细致的检查。他在国徽的背面发现了几处用铅笔书写的签名与日期。原来，这是木工组成员们因自豪于自己亲手制作的国徽而留下的印记。然而，领导明确指出国徽上不容有任何瑕疵。当时，石墨已经渗透至木纹之中，姚师傅便动用细砂纸，反复打磨，最终成功将痕迹彻底清除。

图|天安门国徽

国徽被巧妙地吊至预定位置，两侧滑轮转动间，其他工作人员沿中轴线整齐排列。他们手持经纬仪，协助姚师傅精准测量。姚师傅不断调整旗子的左右两面，直至国徽位置恰到好处。经过近三个小时的耐心工作，国徽终于稳稳地悬挂于北京中轴线的正中。

验收完毕，天安门城楼各项指标均达标。1970年3月11日，周总理亲临天安门，实地考察工程进展，并与辛勤工作的工人们逐一握手，对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天安门重建的辛勤付出表示由衷的感激。

现场气氛热烈，工人们齐声高喊“毛主席万岁！”周总理在听取完关于工程进度的详细汇报后，特地指示指挥部领导，允许大家休息数日，随后便乘车离开了。

在那年的“五一”劳动节之际，国家领导人莅临焕然一新的天安门城楼，参与了隆重的庆祝仪式。负责天安门安全检查的负责人，自那日起便悬着的心，此刻终于得以放下。

自1969年12月15日起，天安门重建工程正式拉开序幕，直至次年4月7日宣告完工，整个重建过程历时112个日夜。在重建过程中，所有木柱与木梁均采用整块木材精心打造，琉璃瓦则精心制作了近百种不同规格，总计超过十万件。重建后的天安门，其样式与原貌毫无二致，并具备了9级的抗震能力。值得一提的是，重修后的天安门比先前高出87厘米，这一变化正是由于多年以来天安门所经历的沉降所致，如今的天安门方恢复到了其原始的高度。

图：重建天安门

新建的天安门除了配套的附属工程外，还增设了众多现代化设施，极大地便利了工作人员在天安门内的作业。该工程汇聚了216个部门的共同参与，施工高峰期，现场工人数量一度超过2700名。为确保施工机密，各工序之间严禁相互透露信息，严格的保密制度贯穿始终，工人们甚至对家人也未曾透露自己的工作内容。施工现场环环相扣，无论是施工进度还是工程质量，在当时都堪称罕见。

为何天安门底座未进行彻底重建？当初在首次为天安门安装电梯时，工程便从底座着手，尽管底座为砖混结构，但其建造时采用的是糯米浆和混合土制成的砖块，拆卸起来极为艰难。因此，在重建过程中，仅对底座外层进行了砖块镶嵌，并对外墙进行了水泥加固处理。

图|天安门重建

随后的重建工程中，每位参与其中的工人皆获赠了一份纪念品——一个尺寸为八开的相框，其中镶嵌着一张展现重建后天安门风貌的珍贵照片，照片下方则镌刻着毛主席亲笔题写的墨宝。

在精心的设计与施工过程中，难免会遇到种种错误与挫折，我们应始终保持警觉，及时进行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