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莱，生于1892年，在密苏里州的一个工人家庭中长大，家境贫寒，常需依赖当妓女的姨妈接济。16岁时，她毅然离家，开始了长达数年的流浪生涯。在这期间，她曾担任报童、侍女、烟厂工人以及书刊推销员等职位。凭借坚韧的意志和不懈的自学，她最终考入了师范学院。1916年，史沫特莱抵达纽约，投身于那充满活力的政治运动。她不仅为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号角》周刊和倡导女权主义的《节育评论》撰稿，还积极参与支持印度流亡者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1919年，她前往欧洲，并在柏林侨居了8年之久，之后返回祖国。1928年3月，史沫特莱因涉嫌煽动反对英国统治的叛乱而被捕。出狱后，她屡遭当局打压，最终被迫离开美国，重返柏林。在德国期间，她继续投身于支持印度独立运动和争取性别平等权利的斗争，成为二十年代德国知识分子圈中一位活跃的成员。1928年至1929年，德国的《法兰克福日报》在头版连载了她的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

史沫特莱，美籍记者及作家。

“她幼年时经历的严酷生活，孕育了她那与生俱来的反抗意识。起初，她抗拒资产阶级体制，抵制一切束缚她自由发展的因素，甚至对婚姻、家庭以及女性剥削发起挑战。后来，她以笔为武器，记录下她目睹的中国革命的真实图景，并将其作为终身追求。艾格尼丝有关中国的著作，正如她本人一般，洋溢着热情、诚实与专注。她的情感界限清晰分明，对被压迫者的同情与对压迫者的憎恶同样强烈。纵使她的观点有时显得偏激，但她无疑是一位诚实无欺的人。”

“史沫特莱这个名字，对于我所接触的北平学生来说，几乎成了传奇。作为《中国人的命运》与《中国红军在前进》的作者，她或许可以说是外国作家中在中国青年读者群中仅次于高尔基的一位。”而曾担任红军军事顾问的奥托·布劳恩（李德）也曾透露，他对中国红军与红色政权的最初认识，正是源自《中国红军在前进》这本书。

史沫特莱在上海逗留期间，不仅撰写了大量介绍中国革命斗争的文章，更投身于诸多进步社会活动中。她鼎力协助宋庆龄女士创建了“保卫人权同盟”，凭借其卓越的交际能力和记者身份，汇聚了众多进步的中外友人。她与鲁迅等左翼作家建立了坚实的友谊，暗中保护了众多革命志士，并将自己的住所辟为他们的信函往来与聚会的秘密基地。1931年2月，柔石、殷夫、李伟森、胡也频、冯铿五位作家惨遭国民党杀害之际，史沫特莱遵照鲁迅的请求，将该文翻译成英文，并将其作为战斗檄文在《新群众》杂志的美国版上公开发表。

由于国民党实施新闻管控，众多民众对红军长征的胜利一无所知。直至1936年2月，史沫特莱才将红军长征胜利抵达陕北的消息，悄然告知了鲁迅与茅盾。听闻此喜讯，两位文人欣喜若狂，随即决定发出祝贺电报。电文洋溢着深情，写道：“你们肩负着人类与中国的希望！”鲁迅将电报转交给史沫特莱，由她巧妙地将其发出。不久后，史沫特莱在鲁迅家中接待了从瓦窑堡派来的中共中央代表冯雪峰，冯雪峰凭借自身经历，向她详细介绍了红军长征的历程。紧接着，史沫特莱投身于为红军募集药品的活动中。在西安事变爆发前，她前往西北进行采访，受到了红军驻西安办事处代表的热情接待，并得到了妥善的安置。西安事变爆发后，她迅速通过电台用英语向全世界播报了事变的真实情况，并会见了中共代表团的成员。到了1937年1月，史沫特莱机智地离开西安，前往陕北苏区进行访问。

史沫特莱与接待小组。

史沫特莱初抵红一军团司令部所在地保安，便受到了左权和陆定一的热烈欢迎，并重逢了她在上海结识的老友丁玲。在丁玲的陪伴下，她陆续拜会了贺龙、萧克、彭德怀、任弼时等众多红军将领。到了1937年1月下旬，史沫特莱抵达了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延安。

毛接见与谈

抵达延安的那日，史沫特莱便与朱德、毛泽东进行了会面。在其后续所著的《中国战歌》中，她曾提及起初对毛泽东的印象颇为不佳，认为他身上笼罩着一层神秘而略显阴郁的气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她逐渐认识到这种气质实则是一种精神上的超凡脱俗，并与毛泽东之间建立了深厚的不凡友谊。在延安逗留的七个月间，毛泽东与史沫特莱的互动颇为频繁。

1937年3月1日，毛泽东在凤凰山麓的窑洞里，同史沫特莱进行了一次正式谈话，回答了她提出的关于中日战争和西安事变的一些问题。毛泽东指出，中共的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的，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而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要求英、美、法等同情中国的抗日运动，至少保持善意的中立。有人说共产党倡导人民阵线，这是不对的。因为，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民族统一战线，包括全民族一切党派及一切阶级，只除开汉奸在外，这比起法国、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来广泛的多。中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将是中国。国共两党合作，不是共产党屈服、投降，而是双方让步，互相团结，一致抗日。毛泽东还对1937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和2月份发生的“二·二”事件（枪杀王以哲）作了评述。

那是在1937年的延安，史沫特莱与毛泽东、朱德共聚一堂。

“自你离去之后，我时常挂念着你，不知你近况如何？我与史沫得列（特莱）的对话中，阐述了我方政策的新动向，现委托他人转交给你，敬请审阅并传播。我们对你表示衷心的感谢。”此外，此记录亦被寄给了上海《大公报》的记者范长江，希望他能在适当的时候予以发表。3月16日，延安的《红色中华》报纸刊登了此次对话的概要。斯诺所寄的谈话记录，后来被斯诺转交给北京的王福时，并被收录在《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中（1937年3月出版），作为第六篇，标题为《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

相较与斯诺的交往，毛泽东与史沫特莱的互动更显现出私人友谊的特质，并洋溢着轻松愉快的氛围。史沫特莱在回忆她与毛泽东的交往时曾提及：

“我特地写下邀请，希望毛泽东能抽空前来畅谈，他定会迅速应允，并且还会携一袋花生同来。随后，中国的朋友们纷纷要求我献唱一曲。在他们竭尽所能之后，有的中国朋友开始唱歌，有的讲述故事，而有的则加入了热烈的讨论之中。”

“人们说你会从这个河谷离去……”毛泽东以低沉的嗓音轻轻哼唱，歌声中充满了对“你那明亮的眼睛和甜蜜的微笑”的怀念。然而，这位日后将成为毛泽东英语导师的女性（即史沫特莱），面露不悦，恳请毛泽东停止歌唱。她带着失望的笔触记录道，毛泽东似乎缺乏歌唱的天赋。

她工作热情似火。

史沫特莱不仅采访了中央领导人，更以主人翁的精神在延安投入了大量的工作。她的付出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与鼓励，并赢得了众人的一致好评。

毛泽东支持史沫特莱为改善延安卫生条件所做的种种努力。他与史沫特莱联名给美国总统罗斯福致函呼吁，希望派医疗技术人员到中国，结果促成了诺尔曼·白求恩的中国之行。他还对史沫特莱消灭老鼠的热情表示赞赏。王安娜回忆说：“艾格尼丝一到延安就发挥出她一如既往的干劲，开始对各种各样的祸害挑战。物品清单要的第一样东西是捕鼠器。……在陕北及其相邻的内蒙古，老鼠不仅是一种祸害，而且是一种危险，因为它还传播鼠疫，致使鼠疫成为那里的一种地方病。因此，艾格尼丝作为一个倡导者在延安发动了一场灭鼠战斗。借用她的一位美国朋友的话来说，这不是蒋介石式的Anti–Red Campaign（反赤化运动），而是Anti–Rad Campaign（灭鼠运动）。于是，我便在西安到处找捕鼠器。在北京的埃德加·斯诺也和我一样。可以肯定，艾格尼丝还在上海动员了什么人。起初，延安的人们对她这种像传教士一样的热心并不理解，只觉得好笑。后来，连毛泽东也要了一只捕鼠器，共产党的其他有名望的党员都学毛泽东的样子。”

史沫特莱在延安。

“那些访问红军的新闻工作者，无不认为他们遇见的是现代之人，是与他们极为相似的人。他们对毛泽东尤为喜爱。”史沫特莱勤奋工作的态度赢得了共产党人的赞誉，人们都说她工作起来犹如一团烈火。毛泽东曾在一次与丁玲的谈话中，称赞史沫特莱的执着与进取精神，并鼓励丁玲向她学习。

他们联合三十余位男女青年，组建了西北战地服务团，即将奔赴前线。服务团内部分为通讯股和宣传股，旨在向民众宣传救亡抗日，为军队提振士气。8月15日晚，在边区政府礼堂举办了一场欢送服务团的晚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亲临现场。毛泽东首先发表欢送词，强调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成立意义重大。他指出，你们将随军前往前线，用笔和口对抗日本，而军队则用枪炮进行战斗。只有文武结合，共同对抗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才能战胜敌人。丁玲随后致以答词，表达了她抗战到底的决心。晚会结束后，西北战地服务团并未立即启程，而是留在延安，紧张地进行人员集中、组织建设、理论培训以及节目准备工作。

然而，当西北战地服务团于9月22日正式踏上征程之际，史沫特莱却因一场意外坠马受伤，未能随同队伍一同奔赴战场。在毛泽东主席的深切关怀中，她于九月间转往西安接受治疗。在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她积极参与了服务团的节目排练。随后，在山西的前线，史沫特莱不仅紧张而细致地撰写战场报道，更亲身投入到救护伤员的工作中，她背负伤员，进行安抚，忙碌不息。八路军战士们一致称赞她为“好样的”，并向她致以崇高的敬礼，以表达他们深深的感激之情。

绵绵中国情

史沫特莱在延安期间，其一项核心工作便是采访朱德，旨在为他撰写一部传记。她坚信，我国民众中，十之八九是农民出身，而朱德便是这一群体的杰出代表。通过刻画朱德的形象，她认为便是对中国农民群体的深刻描绘。

“当前这场战争的历史意义远超以往。”采纳了毛泽东的见解后，史沫特莱于1937年9月初，身负伤病，告别延安，加入西北战地服务团，奔赴抗日战场进行采访。

自那时起，史沫特莱毅然置个人安危于度外，随八路军、新四军转战于华北、华中与华东地区。她创作了大量著名的战地通讯与报告文学作品，生动地描绘了中国的抗日战争情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43年出版的《中国的反击》一册，被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杰出的报告文学之作。

1938年，周恩来同志与史沫特莱等国际友人相聚于武汉，共同见证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时刻。

1941年9月，史沫特莱因病返美治疗，却不幸遭遇美国政府的打压。即便身处逆境，她仍旧坚定地致力于向世界传播中国革命的声音，完成了《中国的战歌》一书，并着手撰写关于朱德一生的《伟大的道路》著作。1944年8月14日，朱德特地写信给她，表达了对她的深厚情谊：“在敌后，我们常在美国人中提及你。借此机会，我向你致以诚挚的问候，并诚挚地希望，若有可能，你能够来中国与我们共度时光。”信中的言辞虽然婉转，却难掩其关怀之意。史沫特莱在美国的困境下，语气显得格外细腻、含蓄。到了1948年，一场关于“中国如何统一”的自由辩论会在纽约举行，吸引了1500名观众。约有500万至1000万听众通过广播收听了现场直播。辩论的对阵双方，一方是以林语堂为代表支持国民党的中国作家，另一方则是支持中共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等人。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持续了三个小时。史沫特莱凭借她无可争议的亲身经历和事实，有力地论证了唯有遵循中共的路线，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与独立。她心中那浓烈的中国情，始终不曾改变。1949年，史沫特莱不幸被迫流亡至英国。

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在全球范围内传开，令史沫特莱感到由衷的喜悦。她毅然决定经欧洲前往新中国进行访问。自1929年起，她在我国生活了长达12年，这段经历使她与这片土地结下了深厚的感情。然而，在伦敦的短暂停留中，她不幸因病于1950年5月6日离世。在遗书中，她表达了自己将所有遗物无偿赠予她敬仰的朱德将军的愿望，并希望将骨灰送回我国安葬。5月12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发去唁电，茅盾、丁玲、萧三等知名作家纷纷撰写文章以纪念这位伟大的国际友人。

1951年2月12日，史沫特莱的骨灰被运送至北京。同年5月6日，正值她逝世一周年的纪念日，北京举办了盛大的悼念仪式。仪式结束后，举行了骨灰安放典礼。根据她的生前遗愿，她的骨灰被安置于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陵园。墓前矗立着一座大理石碑，上面镌刻着朱德所书的题辞：“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她的著作、手稿和遗物亦于北京公开展示，以此缅怀那位在我国人民面临艰苦斗争时刻，与我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杰出友人——史沫特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