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彬，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素有“战术第一人”的美誉，却在松山攻坚战中劳而无功。这究竟是为何？他此前曾有扭转战局的辉煌，何以面对坚固的日军阵地就束手无策，徒增无谓伤亡？

怒江险渡

谈到钟彬，不能不提他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1942年4月，中国远征军从缅甸溃退，日军第56师团紧追不舍，占领畹町、龙陵，直逼惠通桥。那年5月5日，日军前锋已抵达怒江边，企图强渡。

危急时刻，时任第71军军长的钟彬临危受命。他当机立断，连夜调集卡车，将第36师106团火速运抵惠通桥。部队与伪装成难民的日军前锋在桥头展开激战。在激战中，预埋的炸药被引爆，惠通桥轰然中断，日军大部队被阻隔在怒江对岸。此后三天，钟彬集结兵力，清剿了乘坐橡皮舟强行渡江的日军小股部队。怒江防线至此稳定两年有余，日军未能踏足云南，抗战史的走向也因此改变。

松山碰壁

然而，在松山战役中，这位昔日的力挽狂澜者却表现不佳。松山阵地由日军精心构筑，工事坚固，火力密集。起初由第71军新28师进攻，但进展缓慢，伤亡惨重。第11集团军司令卫立煌将钟彬调往松山前线指挥，期望他能带来转机。

时年42岁的钟彬，面对日军的严密防御和精巧火力网，却未能展现出他“战术第一人”的才华。他沿用了新28师的旧有打法，让士兵们直接暴露在日军的交叉火力之下。老兵孟存美回忆起当时的惨状：“攻击时双方的枪炮声响得没一点缝，只见前面冲上去的，像滚豆子一样滚下，再组织冲锋，还是像滚豆子一样滚下，死了的一动不动，伤了的，哼的哼，叫的叫。”甚至有副班长与日军拼死肉搏，同归于尽。

战斗的惨烈程度令人咋舌，但松山阵地依旧固若金汤。钟彬的部队伤亡惨重，却寸功未建。卫立煌不得不做出决定，撤下新28师，换上精锐的第8军。6月24日，第8军派人接防，钟彬难掩沮丧，羞惭离去。7月2日，第8军第103师正式接手了这场艰巨的攻坚战。

八军鏖战

何绍周率领的第8军，虽然在战前动员大会上士气高昂，但在松山同样遭遇了硬骨头。7月5日，第8军荣1师3团首次攻击松山主峰，尽管一度进占前沿阵地，但在日军火力压迫下，仍被迫退出。

何绍周随即调整战术。他认识到主峰堡垒坚固，决定避实就虚，转而攻击西南方向的滚龙坡，那里防御相对薄弱。他还调来第103师的307、308团增援。7月7日至13日，第103师成为滚龙坡的主攻力量。第246团险些拿下所有据点，却被日军反扑赶回。随后接替的307团、308团也遭受重创，日军变换战术，利用地形优势，将冲锋部队压制在鞍部，再用手榴弹和迫击炮轰炸，造成数百人伤亡。

战局再次陷入僵持。7月14日至19日，第8军暂停步兵进攻，转而集中炮火轰炸滚龙坡。卫立煌与美军顾问团团长多恩准将亲临前线，命令何绍周组建敢死队。何绍周也表态，不拿下松山，绝不理发剃须。

转机出现在7月20日。随着怒江便桥通车，4门115毫米榴弹炮等重炮运抵前线，并部署在距日军阵地1500米至3000米的近距离。同时，第8军还调集山炮，对滚龙坡形成三面夹击之势。总攻击开始，炮弹如雨点般倾泻在滚龙坡阵地，日军阵地火光冲天。

7月23日下午，观察哨报告滚龙坡日军堡垒已被摧毁。何绍周一声令下，敢死队员肩负火焰喷射器冲向敌阵。在103师师长熊绶春的直接指挥下，我军75毫米山炮部队展现了精准的步炮协同，炮弹在冲锋的步兵前方20至40米处爆炸。日军日记中多处赞扬我军炮兵的优秀表现。

火焰喷射器威力惊人，瞬间将温度提升至1000摄氏度。日军士兵被烧得四处翻滚，躯体焦黑。冲锋的中国士兵则眼冒火光，高喊着向前推进。日军畏惧火焰喷射器，放弃射击转而肉搏。第307团在短短几十分钟内，便拿下了滚龙坡丙、丁两个高地。然而，突如其来的暴雨为日军提供了反扑机会，丁高地再次失守，战局再度胶着。

激战至7月26日，滚龙坡大部分日军战死，少数残兵顽强抵抗。我军炮兵阵地因缺乏隐蔽，遭到日机猛烈扫射，损失惨重，步炮协同被迫中断。松山，依旧是块难啃的“铁核桃”。

结语

从怒江的辉煌到松山的折戟，钟彬的经历令人深思。他的“战术第一人”美誉，或许更多体现在防御和危机处理上，而非攻坚战中的突破能力。在国民党军中，他的升迁速度缓慢，多靠同学宋希濂提拔，这可能也反映了其军事才能在复杂战场环境中的局限性。松山战役的惨烈，不仅考验了将领的指挥艺术，也暴露了日军工事的坚固和单兵素养的强大。即使是名将，面对绝对的工事优势和顽强的敌人，也可能无计可施。

（根据素材，钟彬在解放战争后期被宋希濂重新启用为兵团副司令，后随宋希濂部在西南被围歼。关于钟彬的结局，军事科学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记载他跳崖自杀，而有说法称其死于重庆战犯看守所的疟疾，宋希濂对此事表示“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