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这是我爷爷第一次用英这个名字。他的家人都觉得这是一个摆脱过去阴影的好机会，于是大家都同意改姓。他们放弃了原来的赫舍里姓，改成了“英”。甚至他的父亲也跟着改了。从此，“英家”诞生了。

从士兵到贵族

我爷爷在很多方面都是个了不起的人。我们家是满洲正红旗的，祖祖辈辈都是旗兵，不识字。家族在1664年随着顺治皇帝进入北京。爷爷在大约两百年后出生在北京西郊，也就是现在颐和园北边几里的黑山扈附近。我一直没找到他出生的确切地方，但我知道他在那里长大。黑山扈是旗兵训练的地方。爷爷年轻时练举石锁、骑马、摔跤、射箭，走的是他家族的传统道路。

很多人都知道我爷爷的名字叫英敛之，其实他以前的名字是英华。实际上，他的“老姓”和现在也不一样，这事儿有点复杂。因为满族人没有传统的中国姓，英华只是他的汉名，没有姓。《百家姓》里也没有用“英”作为姓的例子。我这一辈子都没遇到过跟我同姓的人。

我家的祖姓是赫舍里，这是我们家族的姓。相对于汉族的姓来说，赫舍里这个名字有点长。汉族的姓通常只有一个字，复姓已经很少见，更别提三个字的姓了。原本我爷爷的名字应该是赫舍里·英华。后来他加入了改良派，名字就简化成了英华，他的字是敛之。中国人通常有两个名字，一个是父母或者老师给起的，叫“学名”。另一个是“字”，由自己选定，通常两个字，代表个人的人生追求。我爷爷的正式名字是英华，其中“华”字有花和光芒的意思。他自己选的字是“敛之”，意思是“要低调，不张扬”。这个名字体现了“光华内敛”的含义，就是谦虚低调的意思。可以看出，英敛之这个名字是他成熟后选定的。他还给自己起了个号，叫“万松野人”。

我们家的家史追溯到我爷爷就停了。听老一辈讲，我的高祖父是个做煤球的人。附近有个煤窑，现在还在挖煤。那地方煤灰很多，穷人们就把煤灰和黄土混合，做成煤球，冬天用来取暖，平时做饭也用。这是许多穷人家维持生计的一种方式。据说我高祖父就是靠做煤球生活的，社会地位很低，甚至比抬轿子的人还要低。他有五个儿子，我爷爷是老二，是个与众不同的人。他渴望学习识字。

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买不起纸张。离家不远有一条河，河上有一座青龙桥，桥头有一个宽敞的茶馆。爷爷常去茶馆捡拾客人丢弃的茶叶包装纸，把这些纸带回家练习书法。他自己还制作墨水。或许我后来在监狱里制作墨水和笔记本的技能，就是从他那里学来的。

有一天，他在茶馆遇到了一个喝茶的老道士。老道士问他，捡那些纸有什么用呢？

“我在练字。”他回答说。

道士对这位年轻人很感兴趣，于是和他爷爷聊了起来。聊完后，道士说：“我想收你做徒弟，不过你得跟我四处云游，不能再住在家里了。”

“出家”这个词表面上看是离开家庭，实际上是指远离世俗生活，意味着成为和尚或道士。我爷爷好像对这个建议挺感兴趣的，于是他们从茶馆出发，一路朝着北京城的方向走去。他也没有告诉自己的爸妈，就这样离开了。

他们进城的时候，肚子已经饿了好一阵子。道士领着他走进了一家小面馆。在那里，他们碰见了一位专门教穷学生读书的老师。那位老师正独自喝酒，因为认识道士，便过来和他攀谈。

“你到这里来干嘛？”他问道。

道士脸上一红，结结巴巴地说：“嘿嘿，我刚收了个学生。”

“呸！”他啐了一口说，“你还敢收徒弟？别做梦了！把那孩子交出来！”

我爷爷就这样跟着那位先生走了，成了他的徒弟，被称为“书童”。那时候，老师去有钱人家教书时，会带个年轻男孩帮忙，这男孩就叫“书童”。

每天早上，爷爷都会扛着一大包书，还有纸、砚台、笔和墨，跟着老师一起去。他这样做了好几年。

他特别机灵，每次上课的内容还没等其他同学弄懂，他已经全记住了。而且，他的字也进步了不少。

终于有个有钱人家伸出援手，这人虽然挂着“将军”的头衔，实际上已经家道中落，手下连一个兵都没有了。他请那位老师到自己家里，给女儿上课，因为那时还没有专门为女孩子设立的学校。时间一长，我祖父和那位姑娘之间的关系也超越了普通的朋友之情。

他那时年纪轻轻，正处在初恋的年纪，和那位姑娘悄悄地通信。没想到，不久就被家里的长辈发现了。将军非常生气，把女儿关了起来，打算惩罚我祖父。

那位收我爷爷为徒的老师把将军拉到一旁说：“将军听我说：现在咱们旗人的名声越来越不好，主要是因为跟外国人打交手总是输。要想恢复大清的荣耀，必须得不拘一格招揽人才才行。我看咱们格格喜欢这位小伙子是您的福气。他是我所有学生中最出色的。希望将军您能好好考虑一下。”

不到一天，将爷就想清楚了，于是他给那位教书先生捎了个信，大致意思是：“好了，选个吉日吧。”

祖父和祖母就这样结婚了。那时候这样做真是挺大胆的。那是清朝快结束的时候，人们对男女关系还很保守。在中国，那时候的婚姻都是父母和媒婆安排好的。我祖父就是通过一个教书先生介绍，才和祖母走到了一起。

他这一结婚可就攀上了皇族。我祖母姓爱新觉罗，名叫爱新觉罗·淑仲。从我祖母这边算起，我们家是清朝雍正皇帝的十四弟，也就是传说中差点当上皇帝的允祯的后代。我祖母在一九二五年去世，享年五十岁。那时候人的寿命不像现在这么长，所以也不算早逝。作为一个女人，她的一生可以说很自主，十几岁就爱上了我祖父，不顾当时的社会规矩和门当户对的传统，嫁给了他。我祖父当时只是一个并不富裕的教书先生的助手。后来祖父创办了《大公报》，还请那位教书先生去当记者，这位传统的教书先生竟然成了第一位记者，自由地报道新闻，甚至还能写社论。

我爷爷结婚没多久就信了天主教。我爸爸说，那天他在街上听到一个外国传教士对大家说：“忏悔吧，罪人们，天国快要来了！”这个传教士留着大胡子，用中文讲道。当时，所有来中国的传教士都要先去澳门学中文，要么学普通话，要么学广东话，学得很认真。有些传教士还很受皇帝的喜欢。康熙皇帝还向他们学了几何、三角和拉丁文呢。

那天，爷爷在街上听到了传教士的演讲，感觉恍然大悟。他开始研究天主教的教义，并最终接受了洗礼。至于奶奶的信仰，那时候女人的想法并不重要，所以她就跟随着爷爷的信仰走。

爷爷虽然跟着老师离开了家乡，最后却带着荣誉回来了。他信了天主教，找到了工作，赚了钱，养活了自己和家里的老人。但他没有再回到乡下，而是住在城里，参与了很多社会和政治活动，最重要的是参与了改革运动。这个改革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支持。

我爷爷特别喜欢参与政治活动。他加入了几个改革团体，不愿意参加科举考试。科举考试是当时中国读书人想当官的唯一办法。他不喜欢科举制度（这种制度要求考生用八股文写作），觉得它太僵化，让人像机器一样按照固定的模式写文章。

一八九八年，光绪皇帝同意废除科举制度，很多书院都变成了现代学校，按照欧洲的样子来办。那时候，还派人去西方学习如何建立君主立宪制。可是，一百天后，发生了变故，光绪皇帝被背叛，被关在了中南海瀛台，改良运动的六位重要人物被处决。能逃走的人都离开了北京。著名的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和梁启超都逃了，我祖父也逃走了。他先是去了香港，后来又去了越南。我的父亲就是在他们逃难的时候出生的。祖父从越南回到中国后，先是在云南边境躲藏，等到相对安全时，才回到上海，后来去了天津，最后回到了北京。

1902年，太后回京后发布了大赦令，说：“除了那两个人，参与变法的人都免罪，都是他们自己糊涂。”在这道命令里，我爷爷的名字写的是英华，没有用旗人的姓氏，因为当时的人不相信会有旗人参加反清活动，他们以为他是汉人。

据说这是我祖父第一次使用英这个名字，他的家人都认为这是一个摆脱过去阴影的好机会。因此，他们决定放弃原来的赫舍里姓氏，改用英这个新姓。就连他的父亲也跟着改了姓。于是，“英家”便诞生了。

我祖父和他的朋友们那时是温和的改革派，他们不赞成一九○○年的义和团运动。一九○二年特赦后，他们从云南回来了。那时候，上海、广东和云南出现了很多新兴的有钱人，他们觉得自己的观点很重要。他们想按照西方的方式创办报纸。他们希望报纸能在京城发行，这样能影响更多人，但保守派不同意，最后他们决定在天津办报。天津是个好地方，因为有外国租界。《大公报》最初在日租界，后来搬到了法租界。《大公报》是长江以北唯一一家这样的报纸。我祖父担任总经理和第一任主编，每天都要写一篇社论，他工作很勤奋。

英敛之和他的《大公报》

这份报纸是在天津创办的，资金主要由一些银行家和大商人提供。我父亲是家里的独子，在天津长大。他经常跟我提起，小时候他非常顽皮，在《大公报》的院子里是个小霸王。那时候，窗户都是用纸糊的，每次刚糊好，他就会用小棍子一个一个地把纸捅破。他总是做些让人头疼的事情。

1912年，清朝皇帝退位后，我的祖父带着家人搬到了北京。他在那里负责处理清朝的善后事宜，主要管理皇家园林香山。西郊的许多地方，比如现在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以前都是皇家园林。香山静宜园就是其中之一，祖父被任命来管理这个地方，帮助那些落难的满族人发展现代产业，并收留了许多旗人。

三十年前，我去过静宜园游玩，遇到了一位老人。我问他是否还记得我爷爷。他说：“记得，我们都记得他，是他在开发了这个地方。”那里是整个华北，包括北京最早通电的地方。那肯定是个让人兴奋的事情。

在那里，我祖父创办了静宜女中，母亲在十九岁的时候就担任了那里的校长。同样，清华大学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它建在了以前的清华园的地方。

英敛之还为一年前遭受水灾的孤儿们筹办了一所孤儿院，名叫香山慈幼园。这所孤儿院后来培养出了几位党的早期领导人。这些孩子们没有亲人，成了孤儿。他们开始阅读进步书籍，后来不少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我想，祖父当初并没有料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对于他的善举能够带来这样的影响，他一定会感到非常惊讶。

后来，祖父建立了一个重要的机构，叫做辅仁社。辅仁社在香山静宜园建于一九一三年，一直办到一九一八年。辅仁社主要关注人文学科，后来成为辅仁大学的前身。这些机构都是因为祖父的宗教信仰而建立的，辅仁大学则是根据梵蒂冈的旨令创办的。

辅仁社和后来的辅仁大学的成立，源于祖父与北京一位法国天主教主教之间的激烈争执。这位主教坚信，通过合法和非法手段购置土地，可以让他成为社会中的重要人物，从而更好地传播宗教信仰。这种做法反映了义和团运动后，欧洲人自以为是的态度。当时，华北地区的教会拥有比任何地主都多的土地。像祖父这样的进步人士，强烈反对外国教会利用金钱收买中国农民的做法。实际上，很多农民表面上听从传教士的教导，参与各种仪式，但私下里仍然崇拜财神，烧纸钱。这种紧张关系是当时中国与外国列强之间诸多问题的根源。

1912年，祖父和老朋友马相伯给教皇皮尔斯二世写了一封信，谈到了当时中国的状况。他们觉得，16世纪的传教士利马窦的理念被违背了。利马窦曾与当时的中国学者和皇室交往，把西方的科学和技术介绍给中国，因此在清朝初期非常受欢迎。祖父和马相伯注意到，当时外国人大量购买土地的做法是一种倒退。他们认为这会损害真正的天主教精神，并且带来了许多问题。

教皇给爷爷回信了，表示非常赞同爷爷的想法。不久后，梵蒂冈在北京开设了第一所天主教大学，并正式命名注册。爷爷去世后，梵蒂冈追授他为文森蒂斯·英爵士。多年以后，爸爸也被梵蒂冈授予爵士称号，称为英格那蒂斯·英爵士。这传承的线到了我这里恐怕要断了，因为没有人提醒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说我也应该被封为爵士了。

1925年，教皇批准美国的本尼迪克特教团在北京成立一所天主教大学，并沿用了辅仁这个名字，我的祖父成为了这所大学的第一任校长。现在，台湾的辅仁大学依然存在，它是在1960年由我的父亲协助重建的。当时父亲年纪已经很大，他们就让于斌主教（后来成为红衣主教）担任校长，而我的父亲则担任副校长。如今，在台湾辅仁大学的纪念馆里，展出了我祖父英敛之、他的朋友马相伯以及我父亲英千里的一些物品。1993年，我随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去台湾演出时，该校请我去做了几场讲座，让我有机会短暂地延续家族的传统。

我爷爷把一群没有文化的旗兵变成了一个大家族，传承着家族的传统。这个家族在清朝初期跟随军队从满洲迁移到中原，与开国皇帝一起占领了这片土地。后来，人们常常好奇满洲人是如何征服并统治这么大一片区域的。实际上，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时期，国家确实迎来了长久未见的繁荣盛世。当时人口的增长被视为国家昌盛的象征，百姓生活富足，国家实现了统一。到了乾隆末年，人口已经达到了三亿。然而，清朝统治者的屈辱和失策直到鸦片战争才显露出来。

我祖父从前是个不识字的人，但后来变得很有文化，知识渊博。他创办了一所大学和一份现代报纸，还建立了一所进步的女子学校。我知道的这些事还有很多。最近，我发现祖父还认识了中国的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李大钊当时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馆长。他们是在北京大学认识的。祖父还有一个好朋友叫严复。严复是位非常有名的学者和翻译家，他和祖父一起参加了维新运动，并且是北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

贵族般的童年时光

一个普通人竟然在王府里长大，这真是挺不寻常的，不过我就是这个例外。这个王府可不是一般的王府，而是晚清时期大权臣庆亲王的府邸。庆亲王特别贪财，可能是当时亲王中最富有的一个。之前，这个府邸属于清朝最大的贪官和珅。直到和珅被抓起来，朝廷查清了他的财产，才发现竟然有人比他还富有。

过去每个主要城市都有钟楼和鼓楼。钟楼用来报时，正午时分会放炮，声音很大，所有人都会把表调到十二点。离北京的钟鼓楼不远，有一座人造的景山，据说是由开挖疏浚周边的海挖出来的泥土堆积起来的。庆王府就在离这些海子中一个叫“后海”的小湖不远处。这些海是清朝有钱人家喜欢游玩的地方。夏天，湖边会搭起临时的“天棚”，有杂技、地方戏和其他娱乐活动。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写到了北京一个湖边的一条特别的街，这条街上没有商店，只有两位亲王的王府。我就是在这条街上长大的。有人猜测曹雪芹写的可能是庆王府。我们在庆王府住了七年，兄弟姐妹和我经常在那些珍贵的古董和宝贝中间玩耍。王府里，我们还为生病的哥哥和姐姐祈祷。我们自己编排小戏，给邻居和朋友们表演，那是我第一次演戏。

庆王府紧挨着辅仁大学。这所大学是由我爷爷资助并参与建设的，我父亲在那里教书。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清朝皇族已经解体，亲王们开始变卖自己的财产。北京协和医院现在的地址以前就是一处王府，英国大使馆的位置也是从王府改过来的。辅仁大学买下了与庆王府相连的土地和房产，作为校园的一部分。那时候，庆亲王还舍不得卖他的王府，因为他仍然怀揣着复辟的梦想。为了安全，他搬到了天津的外国租界，请求辅仁大学派遣几位可靠的教授住进他的王府，免费提供住宿。大约有十户人家搬进了这个大院。庆亲王原本希望有几位外国人也能入住，这样可以挂上外国国旗，最好是美国的星条旗，以此来保护王府不受日本人侵犯。然而，几年后，庆亲王自己却把王府卖给了日本人，然后搬到了天津的日租界，这真是讽刺。一九三七年日本入侵后，他们花了段时间才控制了北京，直到一九四○年，日本人把王府用作军事和警察的总部。

我家老爷子因为会说英语，还跟附近刚开不久的大学有点关系，所以成了搬进庆王府的第一人选。那时候是一九三二年，我还不到三岁，我们全家就搬了进去，一直住到我十一岁。对孩子们来说，那地方简直就是天堂。我和兄弟姐妹们特别喜欢在里面自由奔跑嬉戏，同时也受到了不少历史文化的熏陶。那里的家具都很大，古董也是最好的。在皇帝被废之前，庆亲王负责外交，靠着这个位置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我们居住在王府的那一片区域，共有五个面向南方的房间，另外还连着一个院子，院子里有几间分别朝西和朝东的房间。

我们家的住房面积特别大。院子里每边都有人住，走到每个房间都要走上一层石台阶，就像故宫一样。我记得我和我姐姐以及邻居（另一位教授的女儿）一起在庭院里打网球。五个房间中间的那间是个巨大的客厅，大到可以用来演戏。里面有一个硬木长椅，比现在的三人沙发还要长两倍。庆亲王在他荣耀时就是坐在这上面接待他的手下。我们几个孩子把它当做舞台，前面有足够的空间放上椅子做观众席。还有一个很大的花园，过去是王爷用来存放他那些轿子的。那里有一个真正的戏台，就像颐和园的一样。

庆亲王离开时似乎很急，屋里的家具都原封不动，好几个大柜子里装着半满的铜钱。我们在那里表演戏剧的主要客厅里有一个大吊灯，上面挂着五颜六色的水晶饰品，让我们垂涎三尺。我们想尽办法想要够到那些水晶，最后搬来梯子爬上去，把那些小玻璃饰品拿下来当作礼物送给了朋友们。

在我王府的生活经历让我印象深刻，以至于多年后我两次偷偷溜进去，重温旧地。第一次是毛泽东去世不久，我组织家人去游玩，不请自来闯进了庆王府。那里的房子现在成了部队的营房。我记得小时候，进第一道大门后左转，然后是第二道门，进去便是我小时候常去的大客厅。我自然地按照小时候的习惯左拐右转，结果又回到了那个地方。我很感动，那是我从婴儿到少年生活成长的地方。很多记忆都清晰地浮现在我脑海里。

十年后，我和从上海来的大哥，还有其他弟妹一起，又去了一趟庆王府。那次我们是为我妈妈去世聚在北京。大家聊起庆王府，都很感慨，就决定去看看。到了那里，门卫说不开放，但我们还是说服了他让我们进去。我当时年纪小，以为里面的景物会比我想象的小。可是今天看到整个院子都破败了，我还是感叹当时那些统治者的奢华。

顶尖的逃跑高手

我和木兰都是那种不喜欢安静的囚犯。在我因为“文革”被抓捕之前，我还是个小学生时，就已经开始不守规矩，到处惹事了。我不得不承认，我被三所学校开除过。这些经历让我学到了很多，对于读者来说，也是很有意思的故事。但我的父亲并不这么认为。他是辅仁大学的教务长，同时也是外文系主任和附属辅仁中学的校长。我从小就在培根幼儿园接受教育。我总是比同龄人早入学，所以在幼儿园的时候也比别人小。从六岁到九岁，我在辅仁上学，后来又去了另一所天主教学校——圣心，待了两年。最后，我被送到了天津的一所国际教会寄宿学校——圣路易中学，那里的课程设置是英国式的，由法国圣母兄弟会管理。我家是学术世家，所以被三所学校开除，对我来说是非常丢脸的事情。

有一次，学校里发生了一件挺戏剧化的事，跟弹弓有关。我们学校有个管纪律的老师，大家都不太喜欢他。那时候日本人占领了北京，可这位老师总说中国人应该跟日本人做朋友，还说“我们应该向日本人学习”。所以大家都很反感他。那时候学校在扩建，工地上有很多砖头，男生们就想，要是把这些砖头堆起来造个堡垒会怎么样呢？于是我们就搭了一个像样的堡垒，然后分成两队，一队想攻下堡垒，另一队则负责守卫。我带了一个新玩具，是家里一个大朋友送给我的弹弓，质量很好，用自行车轮胎做的橡皮筋，能打中飞鸟。

正玩得开心呢，突然，可恶的老师来了，远远地喊：“你们都给我下来！”

我随手给了他一击。

纯属运气好，我的弹弓技术可没那么厉害，结果石子弹正好砸在他头上，当场就流血了。这件事可不小，学校还派了几个老师来我家了解情况。

我哥哥在客厅外面偷听了一会儿，回来告诉我：“糟了，你得赶紧跑，所有的老师都说你打了他们。”

我假装无所谓，骑上自行车去看朋友。我们觉得不应该在那里干等着事情有变化，而是去看一部美国电影。

观看的是电影《肮脏的天使》，由詹姆斯·卡格尼主演，讲述了一位在社区里颇有名气的匪徒最终落网并被判死刑的故事。这个情节非常恐怖，尤其是在我当时的境况下。电影中，主角小时候的朋友如今已是一名神父，在主角最后的忏悔时刻，他劝说主角：“你还可以为年轻人树立一个正面的榜样，假装自己对即将到来的死刑感到极度恐惧。”受此启发，我也决定回家装作非常害怕的样子。

我爸爸是辅仁中学的校长，同时也是大学里的教授。那次我顶撞了管纪律的老师后，爸爸不可能让我再留在学校了。不过，陈垣先生，他是大学校长，也是我祖父和爸爸的同事，对这件事有不同的看法。中学的事归他管，所以我被开除让他很担心，因为他不同意这个决定。爸爸和其他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在这种情况下，选择开除自己的儿子来显示公正，但陈先生就没有这样的顾虑。

他对大家说：“把这孩子赶走是个很大的失误，你们等着瞧，将来他会让大家对他刮目相看的。”

我对陈垣先生非常敬仰。他是一位慈祥的老者，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誉。1948年，父亲和其他人一起登上了前往台湾的飞机，而陈垣先生的名字也在最后一批人之中，但他拒绝了。当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合并时，人民政府再次聘请他担任校长。在他七十多岁的时候，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活到了九十多岁，在“文革”期间去世。虽然他是基督教新教徒，但梵蒂冈竟然同意他担任一所天主教大学的校长。他这么大年纪入党，真是一个令人称奇的故事。

我在辅仁中学出了点事，被开除了。然后，我去了圣心中学，那时我大约十岁。我在那里待的时间也不长，不到两年。

在圣心中学读书前，陈垣先生把我叫到他家里，鼓励我重新开始。

“现在你可以让大家看看，你到底有什么真本事！”他说。

当我前两个学期的成绩很好时，妈妈坚持让我去见陈先生，告诉他这个好消息，我没让他失望。可惜这样的好成绩没维持多久。

虽然我在那所学校才开始学英语，但在圣心短短的时间里，我的中文词汇量却增加了不少，多得让我自己都感到惊讶。在那里，我还养成了一个新习惯，学会了各种骂人的脏话，特别是那些和性有关的。像我这个年纪的孩子本来不应该知道这些词，但我还是很容易从同学那里学到了。

这件事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引起了我父亲的注意。那年，所有的小学生都要参加一个演讲比赛，而我被学校选中去演讲。

学校领导觉得：“这孩子不错。他口齿伶俐，演讲肯定没问题。”

我做了演讲后，裁判们给我反馈说：“英少爷很有勇气，但我们希望他能更注意自己的说话方式。”想想我爸爸听到这个评价时有多开心。

让人感到讽刺的是，演讲比赛的题目是关于优秀学生应该怎么做。我的演讲可能太有创意了，但这正好说明了我是个直率的人，而我爸爸的失望也是真心的。

那天我放学回家前，我哥姐们听见爸爸说：“三学生又调皮了，今天晚上我要跟他谈谈，希望他能明白问题的严重性。”

回到家后，爸爸让我上床睡觉，但那时还早，我的兄弟姐妹们还没睡。我躺在床上，感觉时间过得很慢，心里很紧张。这次我没机会出去看电影了。没想到爸爸已经忘了这件事，直到我兄弟中的一位提起来，他又变得生气了。

他用力拍了拍桌子，大声说：“这次我得让你长长记性！我要把你送到外地，让你远离那些教你学坏的朋友！”

现在我才搞清楚，之前遇到的麻烦都是因为我骂了人。虽然我知道自己又出丑了，但具体是哪时候说的那些话，我却记不清了。

第二天，我就知道了爸爸为我安排的事情。

他对妈妈平静地说：“要想管好这孩子，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送到法国的教会学校，那里有大人全天候监督。”爸爸知道那些学校很严格，因为他年轻时在欧洲也上过这样的学校。

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方式是这样的——我爸直接告诉我：“因为你做了那些事情，我们要把你送到一个非常严格的地方——教会学校！你必须守规矩。那里的其他孩子都是外国人，如果你不小心，他们会惩罚你，而且是由你的同学们来执行。”后来我就被送到了那所法国人的教会寄宿学校——圣路易中学。

两天后，爸爸带我去火车站。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我觉得挺好玩的。其实，我并不介意去的地方有多远。我还挺期待寄宿学校的，心想那或许会是个好地方。

为了保留一点自尊，在我们到来之前，爸爸教会了我几句实用的英语。我还清楚记得他跟我说的一条建议：“如果有人问你会不会说英语，你得回答：‘只会一点点。’”学了这句话后，我一路上反复念叨着“只会一点点，只会一点点”。

当我十二岁来到圣路易时，几乎不认识几个字。实际上，我所有的英语都是在那里学会的。就像我爸爸说的，那是一所专门为男孩开设的寄宿学校，由传教士们管理，大多数学生都不会说中文。虽然没有明确禁止中国人入学，但大多数中国人负担不起那么高的学费。学费非常高。所有课程都用英语教学：数学、科学、历史等等。

圣路易的规定很严，平时我们不能出校门。只有周日下午可以出去买买东西或者看场电影，但是到了宵禁时间就必须回学校了。

老师用鞭子打学生。如果学生上课捣蛋，就会当众受到羞辱，弯腰站着，用杖鞭打。那原本是让我害怕的事，但我没有被吓倒。在很短的时间内我就学会说英语。我甚至可以和西方孩子用英语吵架。我们每天都要练习背诵，天天如此，绝无例外，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举个例子，强制要求我们记住一首现代诗，三个小时后就得完整背诵。大多数时候我们这些孩子并不明白记住的是什么东西。但我还是坚信强记、背诵是一门本事。有许多对语言学习有高见的人都反对这种做法，认为那是愚蠢的，但在我身上起了作用，所以我相信。

在圣路易，我们每天都要背诵《圣经》中的《福音》部分。离开圣路易时，我已经记住了《福音》书中的所有章节。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段是，耶稣用五个面包和两条鱼喂饱了五千人。如果能在三年困难时期请他来显这个神迹就好了。我认为，《福音》在结构、语言和情节发展上都写得很成功，是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如果要学一门语言，打下坚实的基础，最好还是背诵一些杰出的文学作品。

圣路易的老师都是从国外请来的，所以学费很贵。只有很有钱的家庭才能负担得起，把孩子送到那里上学。我的一个中国同学，后来成了我的好朋友，他家是山东最大的酿酒厂。还有个叫“博比”的同学，他爸爸王世景是中国北部一家大银行的总管。这两个家庭都很有钱。后来，王世景被国民党杀害，尽管他试图用两车银子保命。他的儿子逃到了美国。在去圣路易之前，博比在美国学校上学，变得很美国化。在圣路易，同学们的生活还算不错。但半年后，珍珠港事件爆发，他们都和家人一起被关进了山东的一个拘留营，这个营是日本人专门为英国、美国、加拿大和荷兰的公民设立的。

我还记得珍珠港事件发生的那一天。那天是十二月八日，星期天早上，正好是圣母受孕日，我们像往常一样去城里参加弥撒。路上，我们感觉到了不寻常的气氛，因为在天津的租界区，我们平时很少见到日本士兵，但那天到处都是他们。日本士兵的装扮总是显得不太得体，他们的制服好像总是不合身，不像美国或德国士兵那样整齐。他们头盔的样子特别难看。

我记得爸爸每天早上都会看新闻，然后在吃早餐的时候给我们讲世界各地的事情。就是从那里他知道庆亲王决定把王府卖给日本人的消息。从那以后，我们家开始了四年的艰难生活，被迫离开了庆王府。

搬家的时候，我在寄宿学校。我家搬到了真如镜，就在北堂附近。那是一栋我祖父为他妈妈买的四合院，她在那里住了很久，现在已经去世了。这房子是典型的北京四合院，比庆王府要小得多。我们一家住了整个院子，因为从一九三二年搬进庆王府后，我妹妹若采和双胞胎弟弟若识、若智都出生了，后来我最小的妹妹也出生了，家里多了四口人。尽管我们占了整个院子，但跟过去十年住的宽敞王府相比，还是觉得有些挤。

珍珠港事件之后，许多英语是母语的学生被送到拘留营，学校里依然只允许使用英语。那时我意识到，作为中国人，我必须更加努力学习。整个学校只有四个中国学生，却被称为“外国人”，这让人觉得有些好笑。我开始更加用功读书。虽然一开始因为不懂英语被分到了最低级，但很快我就超过了其他学生。因为我之前是用中文学习的，所以我很快就掌握了这些知识。学校有记录过去学生的成绩，而我很快就打破了这些记录。在所有科目满分1200分的情况下，我获得了超过1150分的成绩。

学校不能让我在最差的班级里待下去，所以他们告诉我应该跳级。如果我在中文学校读书，我得花五年时间才能毕业。因为我在天津跳了几级，再加上战争的原因，课程表变动了两次，我在十六岁的时候就该上大学了。我在圣路易提前毕业，于一九四六年进入清华大学。那时，日本已经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父亲也从监狱中被释放了，我家短暂地享受了一段幸福的生活。

虽然我最终从圣路易的学校顺利毕业并上了大学，但在那之前我曾被学校开除过一次。幸运的是，我的开除决定得到了解决，学校又让我回去读书了。那时我惹了麻烦，但学校领导已经意识到中国可能会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尽管我父亲那时还在监狱里，但他们知道，一旦他被释放，很可能会在政府的教育部门担任重要职务。因此，他们认为最好不要把我的事情弄得沸沸扬扬。此外，我们家在教会里还有一定的影响力，我的一个亲戚出面帮我，让我留在了圣路易。最终，我在那所学校待的时间比以前在任何一所学校都长，差不多有四年。

我怎么会做出那种让学校要开除我的事呢？回想起来真是荒唐。事情的起因是有个同学的父亲是中国很有名的一种肥皂的制造商。那时我大约十五岁，记得美国的学生们刚回到学校。因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刚到天津，一些富裕的家庭就把孩子送到我们学校读书，这些学生都是走读生，他们在学校吃午饭，回家吃晚饭。

那学期我成了餐厅的分餐员，也就是说吃饭前要由我来把饭菜分到每个学生的盘子里。在寄宿学校，我们用刀叉从各自盘子里取食，这和中国传统的用筷子从中间的盘子里夹菜的方式不同。有一天中午吃饭时，有个孩子说我给他分的饭菜太少，是在欺负他。其实他已经挺胖了。但因为那孩子的爸爸很有钱，还是学校的赞助人，值班老师过来就批评了我。

我当然不会就这么轻易地接受这个。

他说谎了！你可以问问在场的每个人。

那时候，其他小朋友都站出来帮我说话。但是，那位圣母兄弟会的老师却让我站起来去角落罚站。

我没听他的吩咐，回了一句：“我要把午餐吃完。”

“你敢不听？”他气得脸都红了。

“当然可以，”我说，“这顿饭是我们家出的钱，为什么不能让我吃呢？”

在这所学校里，从来没有学生敢顶撞老师。我在那时算是最胆大的，而这名老师又特别胆小。实际上，他常跟我们说他出生在魏玛共和国时代，小时候经常挨饿，身体很弱。

我没有低头。继续坐下来吃我的午饭。这显然让那位修道士非常生气。当他离开教室时，脸都气红了。

第二天学校通知我说：“你被学校除名了。”我只好又一次收拾东西回了家，从天津回到了北京。

回到家，妈妈流下了眼泪。

“你怎么这样？”她生气地说，“我为你上学花了不少钱，比其他兄弟姐妹都多，你怎么就不懂得珍惜呢？”

去年在学校拿到奖的时候，全家人都非常开心。但现在因为做了错事，惹恼了老师，我被学校开除了。

很幸运，我们家在教会里有一定的影响力，这个影响力就在圣母兄弟会里。被圣路易开除后，我实际上已经在准备去一家中文的教会学校读书了，但是那所学校的校长也是圣母兄弟会的一员，却不同意。

“这事我得跟他说清楚。”他说道。

现在，中国和战前不一样了。最近，梵蒂冈任命我家亲戚为新的教区主教，负责全省。这位亲戚是我三叔祖父的侄子，也是天津人。他的话很有分量。在圣路易的圣母兄弟会也要听他的，因为他会成为他们的上级。我被允许回到圣路易。

在圣路易，我最大的收获是掌握了英语。此外，我还首次与外国人交流，这给我带来了一些挑战。

在我待在圣路易的时候，正值抗日战争那段时间。我还清楚地记得日本军队是如何占领了天津的英租界以及其它几个租界。日本人做事有条不紊，效率很高。他们掌控了所有的大型外国企业，无论是美国的还是英国的。不过，他们没有动法国租界，因为那时法国租界还在维希政府的控制之下。父亲送我去圣路易，就是考虑到这里相对安全，可以避开日本人的威胁。

每到圣诞节或暑假，我都会从天津回到北京，参加一些课外活动，这时有机会见到很多女孩子。在我十五岁那年的夏天，天津下了许多场雷雨，有一位年轻的女大学生住在我家。她比我大几岁，是来帮我爸爸整理一些资料的。她家也在天津，但寒暑假时她不想住在空荡荡的学校宿舍里，所以爸爸让她和我们一起住。那个夏天，每当雷雨来临时，她就像一个小女孩一样需要保护，而我那时也开始对这类事情感兴趣。多亏了那些雷雨，我们之间变得越来越熟悉和亲近。

她是天津数一数二的富豪家的女儿。她爸爸有很多太太，这本身就是有钱的标志。虽然她没直接说过，但我猜她是小老婆生的，不是正房的。我们有段时间经常联系，每次她回天津，偶尔也会来寄宿学校看我。

一起吃饭聊聊家常，但现在这在当时可是件大事。如果有人发现我们经常聚在一起，谈论那些不该讨论的政治话题，甚至是分享一些小道消息，都可能惹上大麻烦。

我们一般先聊些热门话题，经常是分享一些内部消息。比如说，做直升机的朋友可能会说，他遇到了某个大人物，感觉那个人最近有点不开心。

如果有什么值得关注的事情，我们中总会有人挺直腰板问：“真的吗？出了什么事？”我们一聊就能聊上好几个小时，当然也不见得会得出什么明确的结论。

有几个亲密的朋友是我不时获取信息的来源。我为何要如此费力，还冒着风险呢？这可能需要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解析，但我们必须保护自己。经历了多年的政治迷茫，浪费了大量时间在无尽的政治活动中，我们学会了“防患于未然”。特别是像“反右”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件，让我们深切体会到“祸从口出”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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