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国家的核盾牌都护不住自己工人的饭碗时，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伊万，一个在核电站干了一辈子的老工程师，最近总在莫斯科郊外的宿舍楼下抽闷烟。他曾是国家的骄傲，胸前挂过勋章，名字上过单位的光荣榜，连普京来视察时，他还作为工人代表握过手。可现在，这些荣耀换不来一度电、一滴水。宿舍楼已经停水停电快一个月了，楼道里垃圾堆得快要漫出来，那股味道让他阵阵作呕。

更让他糟心的是，昨天宿舍管理员直接下了最后通牒，再不交住宿费，就得被保安“请”出去。伊万手里攥着那张已经毫无意义的工资条，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他应得的薪水，但这笔钱，他已经两个月没见到了。他望向不远处那座曾经让他引以为豪的核工厂，如今那扇刻着镰刀锤头标志的铁门，锁住的不仅是机器，还有像他一样25万人的生计。

这事儿要是发生在某个犄角旮旯的小厂，大家可能骂几句也就认了。但坏就坏在，这可是国家的“心脏”产业，是俄罗斯在全球舞台上为数不多还能挺直腰杆的资本。

连这里都开始烂了，那其他地方呢？伊万的遭遇，显然不是孤例。工人们自发组织起来，不是为了喊什么口号，诉求极其卑微——把欠的工资给我们，让我们能吃上饭。罢工的横幅上，没有政治，只有最原始的生存呐喊。

这股寒气，早已从核工厂弥漫开来。顺着莫斯科环城公路往外开，你能看到越来越多熄火的工厂。一家本地挺有名的“小熊”牌巧克力工厂，前段时间还因为推出一款新口味而上了新闻，现在大门紧锁，门口贴着法院的封条。听人说，是因为从非洲进口可可豆的成本涨了三倍，老板实在是扛不住了。

还有一家给军队供应轮胎的大厂，按理说这种订单应该稳如泰山，可也停了。里面的朋友偷偷说，生产轮胎需要一种特殊的化学添加剂，以前都是从德国进口，现在路子断了，国产的替代品质量不过关，造出来的轮胎跑不了几百公里就得报废，这谁敢用？于是，整个生产线只能趴窝。

这种“铁锈”正在肉眼可见地蔓延。以前周末热闹非凡的购物中心，现在空荡荡的，三层楼的店铺关了一半。街上那些曾经需要排队的餐厅，现在服务员比顾客还多。失业的人们无处可去，只能在公园的长椅上发呆，眼神空洞地看着来来往往的车辆。

钱呢？钱都去哪儿了？这是一个所有人心中的疑问。其实答案并不复杂，只是没人敢公开说。你可以把整个国家想象成一个大家庭，这个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卖石油和天然气。前几年油价高，日子过得还挺滋润。但现在，最大的买家欧洲不买了，只能打折卖给亚洲的朋友，收入直接腰斩。

与此同时，家里有个“吞金兽”，就是那场打到现在还没停的“特别军事行动”。每天睁开眼，光是弹药、军饷、装备损耗，就是一笔天文数字。据说，一天烧掉的钱，足够让伊万和他的25万个同事，舒舒服服地领上十年工资。收入在减少，开销却在无底洞般地增加，这个家底，怎么可能不被掏空？

为了填窟窿，央行只能玩命印钱。可印出来的卢布，在老百姓眼里越来越像废纸。官方牌价还硬撑着90卢布兑1美元，但在黑市，这个数字早就变成了400。

我一个朋友想给他孩子买一种进口的抗癌药，跑到黑市换美元，结果发现自己一个月的工资，连一小瓶药都买不起。这就是货币贬值最真实的写照，它不是新闻里的数字，而是压在每个普通人身上的大山。

面对汹涌的物价，央行唯一的办法就是加息，把利率死死钉在16.5%的高位。他们说这是为了控制通胀。这就像一个发高烧的病人，医生不去找病因，反而让他猛吃冰块。

体温是暂时降下来了，但五脏六腑都被冻得半死。那些嗷嗷待哺的企业，就是被冻伤的器官。三分之一的利润要拿去还银行利息，谁还敢扩大生产？谁还敢投资？活着，成了唯一的目标。

更魔幻的是，经济秩序正在倒退回最原始的形态。前几天，新西伯利亚的一家钢铁厂和本地一家食品罐头厂达成了一笔交易，钢厂给罐头厂一批钢材，罐头厂则提供几千箱牛肉罐头，用来给工人发福利。整个过程，没有一分钱的流动。

这种“以物易物”的现象，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叶卡捷琳堡的一家建筑公司，用手里的混凝土去加油站换柴油；乌拉尔的一家服装厂，把积压的几仓库冬衣，拿去跟农场换了土豆和面粉。这听起来像不像上世纪计划经济末期的笑话？

当人们宁愿用东西换东西，也不愿意接受货币时，这其实就是对整个国家信用的公开“不信任投票”。钱，已经不再是那个值得信赖的等价物了。

这种原始的交易方式，看似解决了燃眉之急，实际上却在把经济割裂成一个个孤岛，让整个市场变得更加混乱和低效。没有了统一的价值衡量标准，一切都乱了套。

傍晚，伊万又走到了宿舍楼下，点燃了今天最后一根烟。他抬头看着远方，克里姆林宫的尖顶在夜色中依然灯火辉煌，广播里还在播放着振奋人心的“胜利”消息。但伊万的脑子里，想的不再是那些宏大的叙事，而是明天，拿什么给远在家乡的妻子和孩子买早餐。

当一个国家最坚固的“核盾牌”，都开始从内部生锈时，它究竟还能抵挡什么呢？